“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是2020年从中央到各地均需集中力量推进完成的战略工程。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已历13个五年规划时期。“十四五”规划虽是“规定动作”、常规性工作,是以往五年规划的延续,但我们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新目标、新任务大不一样。
总的来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我们遇到的各种内外风险和挑战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十四五”规划具有新时代特征和继往开来里程碑意义的内在逻辑。
如何研究形成“十四五”企业发展基本思路和规划纲要,形成精确可行的转型发展战略蓝图、路线图和策略举措,已经成为事关我国和各地实现新旧动能根本转换、及时抢占竞争优势、横渡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举。
因此,准确判断“十四五”国内外的形势,创新提出阶段性系统性的对策举措清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目前已经有许多很好的观点和见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十四五”大局大势和规划编制要点的基本判断是:
形势一:进入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期
“十四五”时期的五年(2021-2025),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非常关键的五年。国内既要巩固提升、结算奠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更要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2049建国100周年)第一阶段(2021-2035第一个15年)奋斗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两个百年交汇期”,我们理解中国即将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历史任务将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逐步转到强起来,要全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国从世界边缘转向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其次,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保障不再是简单托底数、满足基本需求,而是要抬基数、实现高品质生活。
最后,竞争格局正在从梯队追赶发达国家转化为局部同台竞技,许多重大创新需要处在世界前沿攻坚突破,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独创研究解决,追随者开始向领路者转型。
形势二:进入外部环境剧变的风险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发展环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多变急变,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多出迭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涌动躁动,全球投资贸易格局、科技创新格局、金融货币格局以及元治理体系等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最大的变局是中美两国竞争合作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中美经济关系从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转向了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新格局。中美之间的全面竞合将成为贯穿“十四五”
甚至更长历史阶段的大概率现象,
这既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带来重要影响,也给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外部发展环境的种种巨变,将对国内各地大对外开放带来严峻挑战:
第一,外需紧缩或成新常态。这种出口紧缩新常态与国内去产能、去杠杆等产生叠加效应,将给我国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突出的地区带来更大下行风险。尤其是部分对外贸易活跃的沿海地区、园区和企业等,可能会因为我国与某国有贸易摩擦而遇到重大经营困难。
第二,规则调整压力加大。我国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削减国有企业补贴等诸多方面将面临来自美国的高标准压力,也有可能同步面临其他发达经济体效仿美国提出的类似“公平贸易”的要求。
第三,利用国际资源障碍更多。目前日欧已宣布建立零关税自贸区,如果美国与欧盟也达成协议,将使发达经济体逐渐形成零关税贸易圈,势必会给我们降低关税带来更大压力,将严重冲击我国的制造业稳定发展。
在此背景下,许多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或扩大生产线时,就有可能考虑成本因素而有更多的选择。从电子产品制造业来看,部分知名制造商开始选择在越南、泰国建厂。
这意味着,过去主要依靠外资规模进入、工业规模出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十四五”时期国内各地既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获取宝贵的全球高端要素资源,也要立足产业自主可控的基底,强化产业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在若干重要行业领域,培育一批本土创新型企业,这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底。
三、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
2018年我国人均GDP逼近1万美元,已经迈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十四五”期末有可能突破1.5万美元,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经济高质量高能级发展,这是乐观预期的模拟判断。
但同时,“十四五”时期也是国内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平稳增长、政府财政税收存在低速失速的可能,经济和社会风险底线管理将成为今后五年各级政府需要进行提前预备的重大必备工作。
主要判断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制造业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端打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挤出的双重挤压。特别是美国对华技术制约,可能破坏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完整性,给企业带来类似中兴事件的打击。
另一方面,国内制造业也面临成本快速上升、金融去杠杆、环保约束强化、快速老龄化、“脱实向虚”等方面的影响,传统优势领域出现了部分企业加速向外转移的现象。
特别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冲击,部分跨国企业订单外转加强,企业开始考虑产能外转,布局新建海外工厂,企业外迁意愿提升。
这就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国内部分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可能会集中高频发生,产业转型将面临青黄不接的风险考验,尤其是部分欠发达地区新旧产业断档风险可能高企。
同时,“十四五”期间如何确保我国经济在持续稳定增长中推动创新转型加速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五年规划最主要的挑战和重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既要巩固制造业的优势和占比底线,防止传统产业转移过快或“二转三”过多导致产业空心化,更要加速培育创新型领军型企业,培育高质量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需要着重改善自身的营商环境和区位优势,利用好重大交通设施改善的优势(比如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机遇),加大力度吸引发达地区合适的产业梯度性、系统性转移和落地。
也要适度布局具备比较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防止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最后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
形势四、“卡脖子” 技术的突破集中攻关期
是发达国家对我国芯片、集成电路、高端软件等“卡脖子”
技术的封锁力度加大,在加大我国产业链安全风险的同时,也为我国关键领域技术突破提供机遇。根据《科技日报》(2 0 1 8) 梳理的3 5 项“ 卡脖子”
技术清单,
我国在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航空设计软件、微球、核心算法、锂电池隔膜等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产业技术等基础领域与国外差距较大。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
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一旦发达国家“断供”,将对我国产业链安全带来巨大风险。着眼于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国将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加大提高研发创新投入力度,全面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研究实施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的可替代性措施,力争在自主可控方面实现突破。“卡脖子”技术进入集中攻关期,将会为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创新引领提供更多可能。
形势五:进入稀缺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争夺期
“十四五”期间由于国内各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特别是高端资源的争取上也已经出现了两个现象级事件:一是土地、财政和环境资源压力迅速抬升;二是政策、平台和人才争夺张力迅速铺开。
这实际上预示着,各地在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竞争,既是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竞争,也是关键资源和上位支持的竞争。
在资源稀缺性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在国内发达地区已经日益匮乏,完全进入依靠城市更新改造盘活存量土地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用地指标非常紧缺,重大项目数年“一地难求”也早已成为常态。
部分中心城市由于存量土地盘活成本居高,不得不通过“二转三”建设商办楼宇,这不但加剧了商办楼宇过剩现象,更减少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同时,近年来各地政府明显加大了环境整治力度,大批量淘汰了落后产能,但同时由于全区域执行严格的氮磷排放标准,导致生物医药、新型化工等产业无法通过环评而落地。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各地政府财税收入的陆续结束了高速增长时代,部分地方政府税收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因此,“十四五”时期公共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将作为问题凸显出来。
在资源竞争性方面,2018年最著名的就是爆发了全国百城“抢人大战”,纷纷推出优惠的人才政策鼓励落户本地。
东部沿海地区中心城市陆续推出了尖端人才专题引进计划,推出巨额资金支持吸引高端人才团队创新创业,大力加强对平台型机构包括互联网平台企业、国家级研发设施平台、估值10亿美元以上独角兽企业、高能级峰会论坛等的争抢,以重大功能平台落地推动相关产业集聚。
特别是近年来上海、深圳、北京、杭州、雄安等地全面加大了对制度先行和政策扶持的争取,自贸区新片区启动、科创板以及注册制试点、外籍人才个税15%封顶、服务业全面扩大开放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设立等,给政策落地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和品牌效应。
在同时十四五规划期间也具有如下
机遇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科技和创新要素支撑
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类发展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健康、智能、品质和便利,这与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基本一致,更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要素支撑。例如,近年来,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突破和广泛应用,数据正在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促进智能制造、创新设计等新的制造模式以及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的商业模式快速发展。生物技术正在进入产业化阶段,基因组学、再生医学和合成生物学技术正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速度发展,生物技术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创新技术集群之一,向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广泛渗透,正引发产业发展深刻变革。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经济性不断提高,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大幅提高,2018年已达到26.3%,比10年前提高超过10个百分点,成本却大幅下降,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低碳经济成为绿色复苏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先进制造技术取得重要突破,特别是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日益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和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石,正驱动工业经济由数字化向网络化、智能化深度拓展。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绩显著, 产业各领域各环节的技术突破进一步加快,部分领域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 两弹一星”
、杂交水稻、胰岛素、青蒿素、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实现了产业技术水平由“ 跟跑” 为主向跟跑、并跑、领跑“ 三跑”
并存转变。以我国自主研制的复兴号为代表的高速动车组整车性能及关键系统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5G必要性专利数量全球第一, 人工智能算法不断创新迭代,
具备引领全球的坚实基础。生物医药领域实现局部突破,
青蒿素抗虐机理研究、抗药成因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量子保密通信、超级计算机、载人航天、射电望远镜、北斗导航、深空深海深地深蓝探测等领域成果丰硕。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格局正在从梯队追赶转化为局部同台竞技,许多重大创新处在世界攻坚突破前沿,
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独创研究解决,追随者开始向领路者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创新支撑越来越强。
机遇二、供给结构和要素优势加快转换,将会增强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丰富资源优势,大力促进加工贸易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带动了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机械制造等一大批行业的发展。随着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削弱,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工程师红利”转变,我国产业发展将向更多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行业将不再是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而人力资本投入则会明显增加,技能型人才需求量上升,机器替代人工进程加快,品牌、专利、研发、设计、科技、信息网络、软件、数据库等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重要的基础条件。
一是大力培育知识资本竞争优势有望催生大数据、软件、教育培训等产业新增长点发展。大力培育知识资本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转换,我国制造业将向信息技术深度应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个性化定制方向发展,人力资本投入会明显增加,技能型人才需求量上升,将会催生软件、大数据和教育培训等产业新增长点发展。
二是大力培育技术竞争优势有望催生研发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交易等产业新增长点发展。加快培育技术竞争优势,我国技术研发投入将显著增加,带动科技研发服务业及其相关的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交易、成果转化等行业发展。各种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新业态也快速发展,比如猪八戒网通过互联网提供知识产权服务和创意服务,利用“众包”的方式转化商业价值,目前已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众包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过1600万,年交易额超过200亿元。
三是积极培育资金密集优势有望催生新型金融、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产业新增长点发展。国家鼓励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发展,并对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天使投资给予税收优惠,也会助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倒逼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我国长期以来依赖的低成本、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和效率低下,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为应对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转换发展模式,将会推动“十四五”产业发展朝着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方向演进。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推动资源能源节约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等所涉及的节能环保装备、产品和服务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机遇。预计到2
0 2 5 年产业规模可突破1 0 万亿元,
将成为产业发展的新亮点。能源低碳化发展将会促进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和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催生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数据,到2025
年, 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产值规模有望达到5 万亿元左右,成为带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
机遇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和市场需求潜力的持续释放,将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当前,我国正处于需求结构剧烈变动的新时期,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人口结构变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等将会显著改变原有的需求结构,从而推动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超大规模市场正在成为我国新的比较优势。传统产业规模扩张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新的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则主要依靠在超大规模国家基础上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它将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可与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结合,成为推动重大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主要力量。
一是服务类消费占比明显上升将带动文化娱乐、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等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结构逐渐从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工艺、性能变得“挑剔”,
个性化需求、体验性需求、精神文化消费和品牌产品需求日益增加,
客观上促进了文化、娱乐、教育等相关服务消费需求的扩大,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养老健康、休闲娱乐、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二是老年人口和婴幼儿这两类人群特定消费需求增加,将会催生出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
亿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蕴含着巨大的养老服务和医疗健康服务需求。老年医疗保健、老年护理服务、老年休闲、老年旅游、老年教育以及老年用品开发等行业发展有望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全面二孩”等政策的调整带来的新生儿增加,
将会带动母婴医药、奶粉等初生婴儿用品以及儿童服饰、家具、童车、玩具等市场需求增长,推动与儿童成长相关的动漫、婴幼儿教育等产业快速发展。
三是推动产品升级的机遇,
人们对个性化、高品质、多样化产品需求增加,将有助于促进相关领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绿色健康的要求提高,将会给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发展,将会给智能化可穿戴设备、新型诊断仪器设备、健康管理等行业发展带来契机。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我国互联网新业态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网络租车等互联网新应用也加快涌现,正展现出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
机遇四 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推进,拓宽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
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需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持续深入推动改革开放,将会极大释放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大吸引外资和“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力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的空间。
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破除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这将有利于更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效率,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新一轮深化改革的许多方面都会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的矛盾,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基础和垄断性领域改革,
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和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和门槛, 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形成行业内竞争的新局面, 将有助于产业高质量发展;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对卖地收益的依赖, 减弱地方政府热衷发展房地产业的冲动;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利于打破金融部门的垄断地位,
推进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增强金融企业支持、服务产业升级的作用;加大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鼓励多种形式的混合经营,加快医疗、健康、教育、金融等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有利于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产业新增长点的形成,等等。
二是支持政策不断优化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国家持续出台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造强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等一系列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等,推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些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将会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国以加快推动WTO必要改革和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和经济治理,加快推动与周边地区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放合作,争取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大国、主要区域经济体和美欧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构建金砖国家大市场、新兴经济体大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市场等,有助于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支持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